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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间阅读|思想史的航船——徐福的五月花号

时间:09-29 来源:最新资讯 访问次数:48

午间阅读|思想史的航船——徐福的五月花号

有了万世一系,所谓“革命”也就终结了。作者 |刘刚图源 |图虫创意先王原典何处去两千年前,中国有过一次航海,发生在秦末。此次航海,若以欧阳修诗中所言,那游仙之船,承载了中国先秦时期的先王原典,而不久,中国就发生了焚坑事件,幸亏徐福带它飘洋过海,原典逃过一劫,从此却在中国失传。徐福走时,带走了先王原典吗?《史记》没有说,《淮南子》也没说。汉初时,立国以黄老之术,其次为周孔之教,故儒之经典,既不“经”,亦非“典”,连太史公也没往它投一眼。这表明,儒家文献的经典地位,在“废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前,并不存在。而且焚坑以后,儒家文献,虽不至于灰飞烟灭,但幸存者已是支离破碎,也只能采取抱残守缺了。于是,汉儒对这些残缺的文献,进行整理和改编,使之重登国家意识形态的台面,到了汉武帝时,终于取得成功,以其独尊地位,开显其经学样式,以其形成于本朝,故称今文经。今文经,适用于汉代“今上”意识形态,却难以号召儒林士众并说服儒学传统,盖因其来源不一,且真伪难辨。若据往而言之,自先秦时,孔子一死,就已“儒分为八”,此后,儒门由分化而异化,以至于荀子《非儒》,其弟子李斯、韩非,转入法家。秦统一,设博士,儒者竞聘以参政议政,然焚坑又起,不得已而走向革命。汉初,革命成功,儒者继续革命。革谁的命?革了秦朝的命这显然还不够,还要革秦制的命,汉初儒者遂与国策逆行,要革“汉承秦制”的命。孔子为汉家立法,儒者行之,各以其师法家法。然其根本,则欲“法先王”而原典缺失,只好凭借后王权力,故所谓“独尊”者,非原儒之术,乃今文经学,实为“法后王”也。后王者,今上也。今上失德,呼唤先王。先王不再,但求原典。原典已失,难免衍生,故西汉末年,由刘向、刘歆父子倡导,兴起古文经学,与之相应,则有王莽新政以及接踵而来的禅让与革命,而终归于还政,一通折腾,分化出西汉、东汉。若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上来看,一如欧阳修诗云“徐福行时书未焚,逸书百篇今尚存”,而且“令严不许传中国,举世无人识古文”,以至于“先王大典藏夷貊,苍波浩荡无通津”,我们就知道,徐福东渡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多么重要的事件。其东渡,以游仙为名,以方士自居,这就使他成为了秦汉之际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失踪者。若他真的带走了儒家的先王原典,那他就不但是方士,而且还是儒士。当时,方士与儒士,有一体化的趋势,还真是不好区分,要不,方士得罪了皇帝,何以将儒生坑了,还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?也就是说,他们一体两面,谈长生不死,他们是方士;参政议政,他们又变成了儒士。以此来看徐福,他应该也有两面,有方士那一面,还有儒士一面。他在中国历史上,以方士那一面出现。其于日本历史,则表现了另一面,即他找了个“平原广泽”之地,留下来自己做王了。史曰“止王不归”,而他带去的那些人、财、物等,在那时,已足够他像孟子所憧憬的那样,能“据百里之地”而称王。于是,就有人拿日本的国家神话来与他对应,说他那么早就在日本“止王不归”,若从时间上来断定,那他应该就是日本第一代国君神武天皇吧??最早这样说的,是清末黄遵宪。那时,黄遵宪出使日本,他读了徐继畬的《瀛环志略》和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,发现他们把世界谈了个遍,就是没有好好地谈一谈日本,于是,他来给清末中国补上日本这一课,为此,他作《日本国志》一书。书中,他开篇就说:“日本自称为吴泰伯后,相传亦称为徐福后,彼国纪载本以此为荣。”后来,日本学者受了宋学的影响,意识到国体的重要性,便不再自称为“泰伯后”,理由是,怕被当做中国的“附庸国”,由此扩大,连徐福也不提了。对此,黄遵宪认为,“泰伯之后,本无所据”,自称也好,他言也罢,都不足为凭,就因为日本人“俗类句吴”,也“断发文身”,故“有此讹传”。可徐福则不然,其事不但于史有据,除《史记》外,还见于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·倭国传》等,而且于地有迹,“今纪伊国有徐福祠,熊野山有徐福墓,其明征也”。他甚至猜想,日本首代天皇,即神武天皇,就以徐福为原型打造的,其一,日本传国重器剑、镜、玺,“皆秦制”;其二,日本君臣称谓,也都作“周秦语”;其三,日本以神国自居,则为方士之术。同时,他还指出,日本从以神道立国,到初具规模,离徐福东渡时,大约过了一百来年,于是,他问道:“当时主政者,非其子孙,殆其徒党欤?”对于当时日本人说的“神武开基,盖当周末”,他不以为然,反问道:神武以后,到崇神天皇,中间九代,都是挂名王朝,“无事足纪”,这或许也就是“神武追王之词”?“神武追王”,是他的猜想,所以末了,他又说了一句“未可知也”。他的问题,到此就打住了。他只看到了徐福的方士那一面,将日本以神道立国,归结到中国方士之术,但徐福儒士那一面,显然被他忽略了,徐福何以“追周”不“追秦”,“追王”不“追帝”?这样的问题,是不能用一句“未可知也”来打发的,它必须要认识到徐福的另一面,也就是作为儒士的那一面,只有从那一面来看,才能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,可惜被他忽略。因此,他对于“神武追王”的问题,是知其然,而未识其所以然,而我们则欲对其所以然,尝试着做一下探讨。把皇帝吓了一跳“神武追王”,并未追到西周先王时代去,而是追到东周末王的周僖王时,那时,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,处于公元前7世纪,世界正在进入人类文明的轴心期,这一时期,在西方,产生了古希腊的哲人时代;在中国,则出现了以老子、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,人类文明的理性之光,照亮了东西方的世界历史。神武天皇应运而生,刚好出现于此时,这样的历史理性的觉醒意识,并非巧合,因为它是绳文时代的日本原住民不可能具有的,其文明开化取向,是从弥生时代开始,由经历了轴心期的中国人,以游仙的方式带到日本来的,就此而言,说神武天皇是中国人,放在历史上来说,虽然说不通,但在文化上,却可以说是中国方术与儒术合二为一在日本形成的一个“本地垂迹”。轴心期里,那理性的太阳分布四方,有从东方升起的,但那不是从日本,而是从中国升起,放出驱昧的启蒙之光,文明开化的光圈,从中国沿海一带向海外开启,被洋流激荡,与日本共享,于是,我们不但看到了神话世界的昆仑山在日本的“本地垂迹”——高天原,还看到了被王朝中国扬弃的泰皇在日本变成了天皇,进而发现,分享轴心期的中华文明之光,不但造就了神话与历史二重性的神武天皇,还成就了一位历史人物圣德太子。在日本,最早比对着中国文化,量度打造日本国家神话的人物,是圣德太子。从他摄政期间,缔造日本国家神话的立国之举,就已经开始,撰成《天皇记》、《国记》、《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》,这些书,在大化政变时,都被烧毁了。后来,天武天皇派人诵习“先记旧辞”,到了元明天皇和铜五年,由安万侣用汉文笔录成书,共三卷。上卷,从天地开辟至神武天皇诞生,中卷,从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,下卷,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。其中,推古天皇便是圣德太子的“今上”,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。这就是《古事纪》了,从圣德太子动工,到天明天皇完成,这一国家神话工程,花了约一百来年的时间。在书写方式、编撰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,都被“唐化”了,有些神话、传说可能就从中国来,还有不少语句是从中国典籍里原封不动地移植来的,其序文部分,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《进五经正义表》。日本“唐化”,在圣德太子以前,就已经开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,经历了弥生、古坟、飞鸟三个时代。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史传对于日本的认识,也早就从神话进入了历史,有了关于倭国、倭人的记载,以至于隋朝时,圣德太子把中国皇帝吓了一跳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圣德太子摄政期间,曾四次遣使访隋,向中国皇帝发出“日出处天子致书,日没处天子无恙”的问候,真是好大的口气!何方岛夷,竟敢如此来问候中华天子?面对天朝上国,不但要求确立平等地位,还要在平等地位上抢一先手。后来,又遣使赴隋,来向中国正式递交国书,国书一出,就以“东天皇敬白西皇帝”起头,“天皇”的称号,这才开始出现。“天皇”与“皇帝”,哪一个名头更响亮?哪一位身份更高贵?当然是前者,然此非深谙中国思想者所不能知也。究其思想来源,“天皇”这个名头,当然还是来自中国,日本国君在称“天皇”之前,尊称叫什么?连个姓氏都没有,充其量也就叫个“大王”、“主公”之类。通常,追随者对自己的首领都这么称呼,无论如何都上升不到“皇”和“天”的高度。所以,我们说“天皇”出现,是唐化的产物,正是相对于中国“皇帝”,圣德太子才想到了“天皇”这个比“皇帝”级别还高的称号,正是站在“皇帝”的肩膀上,“天皇”出现了!对此,我们除了惊叹圣德太子的睿智,接下来,就应该追问其思想来源,像这样超越隋唐,直追秦汉,效法先王的思想,不可能从日本本土产生,只能来自中国。然而,圣德太子并未亲临中土求取真经,因此,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那徐福,除了想起他作为方士的那一面,还另有作为儒士的思想者的那一面。正是儒士那一面,成了圣德太子的关于国体的一个思想来源。把思想者找回来徐福的两面性,是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一个反映,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,是来自道家作为方士的游仙那一面。他把自己另一面,也就是如孔子所说的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的向往海外大九州、追求国家理想而欲实现其“从周”的那一面,还有他作为儒士随身携带的先王原典,都深隐起来。其时“避秦”,有两条路线,一条是上山路线,往桃源去,走向老子的“小国寡民”,一条是下海路线,往蓬莱去,通往孔子“吾从周”。徐福避秦,选择了下海路线,当年孔子说出那句话时,接着又说“从我者,其由与”?他认为,愿意跟着他流亡海外的,众多弟子中,很可能只有子路一人,子路听了,刚要兴奋起来,却被孔子泼了一瓢冷水——“由也,好勇过我,无所取材”,论行道的勇气,子路比我还强,但要说到下海,他不是那块材料。把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都加起来,全部先秦诸子中没有一个是能下海的料。直至秦汉时,能下海的思想者,也是只此一人,可惜的是,他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失踪者。中国思想史上,老子犹龙,走昆仑一路,西行不还,不知所终,但他不是失踪者,尽管孔子对他的推崇,把他推到了神仙的边缘,但他还是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五千言。然而,徐福东渡,以游仙为名,往蓬莱而去,“止王不归”,其于思想史上,未留只言片语,作为思想者,又有何依据?今天,我们就从思想史上把他找回来,从光怪陆离的游仙活动中,还原其作为思想者的儒道本色。我们先来给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定位,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位置,上承先秦诸子,下启汉初诸儒,与秦末博士儒同时,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时代。他把自己的思想者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,仅以方士名分存在,但他却属于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,带着先王大典和孔子的理想出海,此非汉初诸儒贾谊、伏生之流所可同日而语,更非秦汉之经生以及博士儒等所能比拟。在日本思想史上,他的地位就更高了,可以说是日本的老子,也是日本的孔子,是他们的合二为一。有人说,为什么日本的《古事记》里,没有提到他的名字?在我们看来,有了“神武天皇”,就没有必要再提他的名字,虽不能说他就是神武天皇,但神武天皇身上,确有他东渡的影子,黄遵宪所言,不为无据。黄遵宪说,徐福在日本,以方士之术立国,立了个神道国体,但他却忽略了徐福以儒术建制,建了个天皇体制。天皇,并非日本原住民——绳文人的土特产,而是由弥生人渡海从中国带来,总有一些不喜欢“皇帝”的中国人,带着他们的“天皇”观念,同徐福一道来到日本。我们试想一下,当时徐福的“游仙”号上承载了多少避秦的持不同政见者呢?从秦坑儒而未坑方士,我们可以想到,那些骗秦的方士,也许就隐藏在徐福的船上逃秦而去。我们再想想,那些逃秦者,在漂洋过海的日子里,相聚在一起,同舟共济,也许,他们会想起孔子说的“道不行”,而他们正以“乘桴浮于海”的方式行道而去。接下来,他们有可能会为被他们牵连的儒者的命运而叹息。而更多的话题,则应当是对于未来的顶层设计,如何立国?怎样建制?如何成就长治久安?怎样才能万世一系?这样,他们又回到了参政议政时由博士儒提出的老话题:要“泰皇”,还是要“皇帝”?秦并六国后,秦王召集博士儒开了个政协会,会上,博士儒提出,要给秦王“上尊号”,且以“三皇五帝”为据,以为“皇”高于“帝”,故以“皇”为尊,而天、地、人“三皇”之中,以“天”为最高,故称“泰”,乃定尊号为“泰皇”,所以,泰皇也就是天皇。谁知,博士儒拍马屁,拍到了马蹄上,被秦王一蹄子踢翻,因为“皇”是专门行王道的,而“帝”还要行霸道,秦王既要王道,也要霸道,所以,就定了个王霸合一的尊号:皇帝。在博士儒的设计里,“泰皇”最高,代表天,就像《说文解字》里的“三横而连其中”——贯通天地人而行王道。但此设计,却隐含了一个“皇、帝二分”的分权的政治结构,即“以皇道立国,以帝道行政”,故被主张君主专制的法家尤其秦王嬴政本人所断然拒绝:“秦王扫六合”,岂能无为?当博士儒还在用“万世一系”奉劝秦王时,方士却看透了皇帝心事,故以“长生不老”引诱之:皇帝若能“长生”,还要什么“万世”?一人足矣!方士以之牵住皇帝的牛鼻子,于是,炼丹,游仙,不亡不休,不死不已,一代王朝,没能活过二世。而那个以“泰皇”为核心的“万世一系”的顶层设计,却被方士们带走了,王朝中国行不通,那就带到海外去。海外有仙山,那里是理想国的所在地,他们在徐福的“游仙”号上憧憬着,谈论着,一个海阔天空的新世界,在他们的前程展开——好一个蓬莱!由此看来,那岂不就是两千年前中国的“五月花”号?两条思想者的航船,一条在公元前200多年就已起航,从中国出发,沿《山海经》中轴线驶向蓬莱,不以皇帝而以天皇落泊小日本;另一条到了公元1600多年,过了1800多年,才从英伦出发横渡大西洋,锚定新大陆,用民主取代君主。对于日本而言,来自中国的那条航船,就是它的“五月花”号,两千年前,徐福一行远航,给日本送来了“天皇”。自秦汉以来,直至隋唐,天皇以神话的方式出生,以传说的方式成长,在历史意识觉醒的时刻,由圣德太子提出来,他站在徐福的肩膀上,来与中国的“皇帝”一争高低短长。他在国书上,玩了一套儒学里的把戏,以“天皇”压了“皇帝”一头,但在隋唐时,中国方面,已无人知其深意,并去问个究竟了,结果,被圣德太子暗胜了一把,竟然一无所知。此一方面,固然可见圣德太子的儒学修养,另一方面,亦可见其思想源远流长,其思想的源头远在徐福那里。从徐福到圣德太子,日本文化经历了从神话到传说、从传说到历史的漫长时期,花了约上千年的时间,圣德太子才向中国发出“天皇”的信息,虽然那时日本尚未有“天皇”。在圣德太子制定的《宪法十七条》里,中国文化占了主导地位,第一条就是“和为贵”,属于儒教;第二条是“敬崇佛教”,在日本,儒教和佛教都从中国来;第三条才是“服从君主”,这一条是通用的,但请注意,是君主,而非天皇,由此可见,那时还没有天皇;第四条是礼治,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同样属于儒教。本来没有天皇,为什么还要用天皇来跟中国皇帝打招呼?可见那时的日本人,并不随便向人鞠躬,尤其一国之君,在国体与国格上,更是不肯向人低头,即使面对中国皇帝,也不妨昂起国体的头,挺起国格的腰,把徐福带来的“泰皇”改作“天皇”来用了,思想立马分出高下:天皇,无为而治,君臣共和,万世一系;皇帝,君主专制,中央集权,易姓革命,二者孰优孰劣?作为思想者,圣德太子最想做的,就是在思想上同中国扳手腕,试试手,过过招,小试了一下,没想到居然占了上风,后来就把“天皇”当真,在制度安排上正式确立了。大化改新以后,由圣德太子炮制的“天皇”,从天而降,“扑通一声响”,如飞蛙之千古一跃,第一位“天皇”——天武天皇,终于落地。较之于中国皇帝,日本天皇确有那么一点好处,那好处即所谓“万世一系”,黄遵宪在《日本国志》里开篇就说过,他说:故夫君主之国,有传之数世者焉,有传之数十世者焉。如商之历祀六百,周之卜年八百,其最久者也。若夫传世百二十,历岁二千余,一姓相承,绵绵延延而弗坠统绪者,其惟日本乎?有了万世一系,所谓“革命”也就终结了。(作者近著《文化的江山》1-8卷,中信出版社)T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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